会计风险的防范，美国会计准则委员会认为:一项交易要想作为会计要素进入会计系统，必须满足可定义性、可计量性、相关性和可靠性四个标准。不能满足这些标准的重要经济事项只能作为附注说明在表外反映。然而，现代经济的飞速发展所创造的大量的新业务（如衍生金融工具创新）使传统会计无所适从，企业经营中所隐含的重大错报风险难以在财务报告中得到及时反映。会计界有识之士已经开始对传统会计要素的定义及其确认、计量和报告进行反思，希望能重新构建会计理论体系，使之与现代经济的发展相适应。
[图片0] 一、会计环境扑朔迷离 （一）金融工具创新与会计环境的不确定性 葛家澍曾经指出:当前财务会计所面临的难题不是传统的金融工具，而是衍生金融工具。由于金融工具的合约在签订之后至履行之前，往往存在着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等多种风险，因此，已确认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有时需再确认。在金融工具中，除持有到期的长期债券可按摊余成本计量外，其他的计量都需要使用现行会计模式所很少使用“公允价值”。[35]加之会计中估计与判断成分的不断增加、审计对象由有形资产向无形资产转变、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所有这些变化都迫切要求注册会计师创新审计理念和技术，提高防范风险的能力。 目前，企业所使用的创新金融工具，基本上被排除在财务报表之外，这些资产负债表外项目对报告使用者构成了隐藏的潜在风险，影响了他们的正确决策。所以，报告有关金融工具的信息已成为当前财务会计和财务报告的重大问题，其紧迫性不亚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报告物价变动信息。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制定的涉及金融工具和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累计共有10余项。但从取得效果来看，并不很成功，有的在制订以前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有的在公布以后更是招来各界的批评。新衍生金融工具准则出台时间一推再推，准则的滞后性使会计反映无所适从，使会计报表不能准确传达与这种集风险性、收益性、投资性于一身的融资手段有关的信息，难以发挥会计信息的“预警”作用。安然公司破产的直接原因即源于金融衍生工具。 （二）营销创新工具与会计环境的不确定性 营销创新工具同样加大了会计确认和计量方面的风险。随着营销创新，一项简单的交易往往变成了一项复杂的交易。如在“分期收款销售”方式下，风险和报酬“一次性转移”被设计为风险与报酬“分期转移”；再如在“附有部分或全部退款权的销售”方式下，貌似销售而风险和报酬仍保留；还有“售后回租”、“售后回购”等，貌似购销商品，实为产品融资。“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加大了经营风险，经营风险往往又会引发会计风险。”不断创新的金融工具和营销模式，增大了企业面临的经营风险，加之会计中估计与判断成分的不断增加，会计反映对象由有形资产向无形资产转变。所有这些变化都迫切要求会计人员更新会计理念和技术，提高防范风险的能力。二、管理层舞弊现象值得警惕美国财务研究分析中心（CFRA）总裁霍华德·施利特博士认为:公司内部监控薄弱（即董事会缺乏独立董事或缺乏能干又独立的外部审计）和管理层面临极端的竞争压力的公司容易诉诸财务骗术。他特别指出:曾经高速增长而真实增长开始趋缓的公司、正在生命线上苦苦挣扎的公司、新上市公司以及股权特别集中的公司要予以特别的警惕。从国内外已经揭露出来情况看，绝大多数会计舞弊都是在管理层直接领导和参与下进行的，因为随着企业内部控制技术和手段的完善以及外部严密的会计监督下，只有经过管理层同意，会计舞弊才能够绕过内部控制制度的制约，也只有管理层才有能力与外部审计展开利益上的博弈，利用聘任外部审计的权利收买审计意见。据COSO委员会对1987—1997年美国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披露的舞弊案件的控制环境的研究表明:大多数的财务报表舞弊行为都有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参与。83%的财务报表舞弊牵涉到首席执行官（CEO）和首席财务官（CFO）。按照参与程度统计，CEO是最主要的财务报表舞弊者（72%），其次是CFO（43%）、主计长（2l%）、其他副总经理（18%）、非执行董事（1l%）、首席运营官（COO）（7%）。 三、司法介入如同“引狼入室” 社会公众不可能像专业会计师一样能够透彻地了解会计师的工作程序和会计标准的局限性。所以，会计信息的使用者与会计信息的生产者在如何看待会计信息上面存在明显的视角上的差异。会计信息使用者总是从决策有用性的角度来判断会计报表错报，只要会计信息没有反映“经济真实”，即属于会计错报；“对会计核算在理论上的基本要求，就是要如实反映经济活动的真相”，即要求“结果理性”。会计人员更多的是从会计程序的角度来判断会计报表错报，如果将会计定位于完全反映真实显然要求过高；从会计人员的角度讲，如果根据经济业务的具体情况，按照会计准则、其他法规的要求，进行了适当的会计确认和计量，不管其后果如何，就可以解除会计人员的责任，即只要求会计“程序理性”。所以，过去美国监管部门常常用巨额罚款的方式与公司就财务欺诈问题达成和解，这种“以罚代法”的“折中主义”做法，既反映了会计监管部门对行业标准的尊重，也反映了会计监管部门对于会计原则灵活性的无奈。因为类似于关联交易和盈余管理的财务欺诈属于打会计准则的“擦边球”，是介于有罪与无罪之间的。在“疑罪从无”的现代司法原则下，以和解方式解决财务欺诈问题，不管是对监管者还是被监管者的成本都是最低的。“和解”比较注重会计报表错报后果责任的归属，而不是会计报表错报产生责任的归属。如此，会计人员通常需要为自己行为以外的风险承担责任。 安然事件标志着行业自律监管时代的结束和政府独立监管时代的开始，处理财务欺诈事件将会更多地求助于法律程序。司法介入会计的意义在于可以缩小会计信息的使用者与会计信息的生产者看待会计信息上的期望差距。在法律的约束和威慑之下，会计造假者再也不敢随便以追求会计原则灵活性之名行操纵利润之实。但与此同时，会出现很多的“疑似造假者”，特别是注册会计师，司法上可能会把注册会计师的“审计失败”同“收买会计政策”（协同会计舞弊）混为一谈，会计责任有被放大的可能。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司法介入会计无异于“引狼入室”。我国会计监管引入民事赔偿制度后，也将会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有可能会窒息会计职业的生命活力。